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80多年前，这里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载入史册的伟大营救……”恰逢周末，离深圳北站不远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迎来不少游客，10岁的小小红色讲解员黄金淇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营救故事。
白墙灰瓦的院落静静矗立，无声诉说着那场不平凡的脱险之路。
1941年底，香港沦陷，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滞留港岛。危急关头，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领导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火速展开营救行动。
这场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克服重重困难，护送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戈宝权、范长江等30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其他人员共800多人全部脱险，无一人牺牲、无一人被捕，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延续了中国“文脉”。茅盾在《脱险杂记》中评价，这场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文化名人遇险 营救迫在眉睫
“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住九龙的朋友是否撤出？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来自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急电复制件，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从桂林、重庆、昆明等地陆续撤到香港，继续开始抗日宣传和民主活动，在港澳乃至东南亚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的爱国举动和抗日主张、进步言论，既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极端仇视，也为国民党顽固派所怨恨。
同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实行宵禁，并分区分段展开搜查，大肆搜捕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日本侵略者妄图逼迫他们公开表态支持“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许多人也登上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黑名单”，邹韬奋、柳亚子等人甚至被下达了“格杀令”。
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发来急电，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等人，迅速组织游击队展开营救。接到指示后，张文彬、廖承志、尹林平等先后在香港、宝安和惠阳召集会议，研究部署营救工作。
香港沦陷前，八路军办事处便租下洛克道一栋楼房作为秘密联络站。日军攻占香港时曾将其作为“日军前进指挥部”，这反倒为营救行动联络站提供了保护。
经过分析，大家认为，必须趁日军刚侵占香港，对情况不了解，以及由于粮食燃料供应困难，要疏散大批居民返回内地的最好时机，以最快速度，抢在日军下手之前，进行营救。
为此，会议作了周密的部署：首先，设法与滞留在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帮助他们迅速转移住地，隐蔽起来；紧接着组织秘密护送，分批将他们撤离香港，大多数转到东江游击区；然后再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护送他们到内地大后方。
营救工作艰巨而复杂。文化人士为了躲避搜捕多次搬家，居住点非常分散。香港地下党员根据名单，通过各种关系，把营救对象一一找到，建立交通站，安排好食宿，做好了撤离前的准备。
为了躲避日伪搜捕，茅盾先后搬了四次家。图为茅盾一家在香港。
一场艰难曲折的秘密大营救，由此拉开了序幕。
制定多条线路 确保万无一失
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复原了“夜渡九龙红磡”的营救场景。游客可以戴上VR设备，“穿越”到当时的香港，体验乘船撤离的过程。
展厅内的电子屏幕，显示着当时营救的4条路线，分别为3条水路和1条陆路撤离交通线。其中，西部陆路撤离路线是茅盾一行撤离的路线，也是撤离人数最多的一条路。
几经周折，1942年1月9日晚，廖承志等人成功集结起第一批离港的茅盾、邹韬奋、叶以群、戈宝权等人。众人趁巡逻的日本士兵换岗时，藏在木船的舱板下，趁着夜色从铜锣湾渡海抵达九龙红磡。
日军在青山道设置岗哨，搜查过往行人。
11日晨，化装成难民的茅盾一行人，来到青山道口，插入难民队伍，向北经九华径到荃湾。到了荃湾后，为了避开日军的检查岗哨，一行人离开难民队伍，向北走小路进入大帽山区，翻山越岭，走进了元朗十八乡。
大帽山横跨荃湾、元朗，是贯通十八乡进入阳台山根据地的交通线。图为大帽山全景。
12日，接待站的干部给每人发了一张由“白皮红心”的元朗乡长签署的难民回乡证，一行人分批上路，经元朗再插入难民队伍，经落马洲顺利通过日军岗哨，渡过深圳河，前往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白石龙村。
经过四天四夜的跋涉，13日，最先出发的茅盾一行人终于到达白石龙村。
白石龙村是陆路营救路线上文化名人回到内地落脚的第一站。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2号馆，还原了当时的部分场景。这座始建于1929年的天主教堂，曾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指挥部和办事处所在地，当时被作为文化名人大营救的指挥机关和接待站，供他们下榻、休整。
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和追捕，茅盾等人又被转移到附近山林里的草寮，暂时安顿下来。
在白石龙村短暂停留后，文化名人们陆续转到了惠州市。中共惠阳县委通过打入国民党税局中的共产党员，高价购买到有关证件和国民党军队的走私船票，将这批文化人安全地护送到河源老隆。
在老隆，中共后东特委又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国民党的走私汽车，护送一行人到达韶关，然后转往桂林等大后方。
与此同时，少数爱国民主人士则从九龙西贡乘船到沙鱼涌，再转到坪山抗日游击基地。
何香凝、柳亚子等文化名人，年老体弱，难以承受陆路长途跋涉的颠簸，因而安排乘船从海路撤离。他们由专人负责被护送到海丰，安全脱险。
海上护航大队船只。
此外，夏衍、蔡楚生、范长江等则由中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长洲岛，再转船至澳门然后经中山、江门和湛江等地，转往内地大后方。
作为第一批撤离香港的文化名人之一，邹韬奋本来也是准备到桂林去的。但是，国民党命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他的行踪，扬言“一经发现，就地惩办”。
因此，邹韬奋到达老隆后，由地方党组织先安顿他到梅县江头村隐蔽了几个月，再辗转护送他到上海敌占区，最后渡过长江进入苏北根据地。
作为最后一位成功获救的文化人士，邹韬奋的脱险，标志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名人大营救取得了全面胜利。
无一人被捕 无一人牺牲
秘密大营救行动，规模大、历时久、行程远，注定了营救旅途的艰难曲折。
经费不足、敌情发生变化、缺食少药、与外省的文化人之间语言不通……营救过程中，游击队员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们都想尽办法克服。
战乱岁月，白石龙村的村民们时常要忍饥挨饿，但他们仍然竭尽全力，向文化名人们提供日常衣食所需。村里的许多妇女都要到几公里外采买食材，在村中做好饭菜，再送往山间的草寮。
村民送食物。
重重困难面前，游击队员和护送沿线群众齐心协力，完成一个又一个艰巨任务。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特别展示了为大营救胜利作出贡献的白石龙村民以及交通员等人员信息。“希望通过一个个真实可感的故事和人物，让前来参观的公众感受到，正是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微小勇气，汇聚成了创造奇迹的巨浪。”该馆馆长张紫歆说。
整个大营救共从香港营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等共800余人，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成为了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
邹韬奋曾亲笔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盛赞东江游击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夏衍在谈起当年的秘密大营救行动时，也称“永远忘不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往事”。
邹韬奋赠送给曾生的题词。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获救者成为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者和佼佼者：茅盾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并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夏衍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培养了大批电影人才；特伟后来创作出《小蝌蚪找妈妈》等美术片作品，成为国产原创水墨动画片的创始人……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成功保存了新中国文化重建的核心骨干力量，保护了民族文化血脉。”张紫歆说。
如今，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惠州东湖旅店、河源老隆福建会馆等大营救沿途的红色文化旧址及相关遗存，被活化为纪念馆，串联起一条闪耀着光辉足迹的“脱险之路”。
每逢周末、节假日，不少游客都会走进这些纪念馆，聆听红色故事，厚植家国情怀。“重温那段历史，依然很震撼。”再次来到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参观，香港理工大学学生戴为感慨地说，作为青年一代，要扛起肩上的责任，努力学习，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纪事】
何香凝的海上历险记
1941年末，香港沦陷，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处境凶险。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
危难之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展开秘密营救。何香凝、柳亚子等重点营救对象，因年迈体弱，不宜长途跋涉，需要走水路用船护送。
1942年1月4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接到任务，护送何香凝婆媳与柳亚子父女，从海路乘船到海丰县隐蔽，等待时机转往西南大后方。1月15日，地下党组织派港九大队短枪队，护送何香凝等乘船撤离。
机船由于被拆除了机器，只能依靠布帆借风力行驶。船开出后，风力逐渐减小，到了后来，海上一点风都没有。帆船无法顺着风向行驶，只能逐波漂荡。
在海面上漂荡了七天七夜后，船上的淡水和粮食所剩无几。眼看陷入险境，幸运的是，东江游击队的巡逻艇发现了他们，游击队员们听说船上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等人时，立即送来了食物，装足了淡水，帮助一行人脱险。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当船行至大鹏湾海面时，众人又突遇海贼打劫。护送人员挺身而出，与海贼周旋后，始得脱难。
谈起这段经历，何香凝感慨万千，以《香港沦陷回粤东途中感怀》为题赋诗一首：“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字里行间，流露出置生死于度外的豪迈气概。
【点评】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张紫歆：
大营救彰显的协作精神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秘密大营救行动帮助800多人逃离“虎口”，实现无一人牺牲、无一人被捕，在民族救亡的恢弘史册上，书写下传奇一章。“顶层设计保障方向，基层力量打通路径，营救对象主动配合，历史缝隙创造可能，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造就了这场‘营救奇迹’。”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张紫歆说。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具体而言，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高度重视，周恩来直接领导与周密部署，张文彬、廖承志、尹林平、梁广等人细心组织，利用地下情报网精准掌握文化名人位置及日军动向，制定多条撤离路线；东江游击队有着卓越执行力与群众基础，开辟隐蔽交通线，沿途村民冒死提供掩护、粮食、向导等，形成合力。此外，被救者严格遵循指令，低调分散行动，避免暴露目标。行动恰逢日军攻占香港后立足未稳，社会秩序混乱，提供了关键时间窗口。
“这批被营救的文化精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导了文化体制构建与思想方向。”张紫歆说，他们不仅直接参与构建了新闻出版、教育及学术体系，更将进步思想与战时经验制度化，确保民族文化血脉延续，为新中国文化根基的迅速确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人才保障与思想资源。
在这场营救中，游击队还营救了不少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亲属、国际友人、英军官兵以及多国侨民。“肝胆相照”不仅跨越了阶级、党派，还跨越了民族和国家。
张紫歆认为，大营救所彰显的“危难中的情谊”与协作精神，在当下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一统战实践典范揭示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凝聚人类共同价值的行动逻辑，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启示。当人类以共同脆弱性视角审视彼此，协作便能战胜最深的恐惧。
见证文化名人大营救的老村，如何擦亮“红色名片”？
南方+记者 汪祥波
通讯员 何飞彪
图片来源：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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